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安徽省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

徽商的形成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的经营道德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徽商的兴衰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徽商精神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徽商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自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断学业，走上经商之路。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戴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读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遥想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但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
　　第二个故事：
　　这个“一文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苏州布店的由来。
　　当年，有两个徽商，姓名已不可考，姑且称为甲乙二人吧，他俩挟带重金，来到苏州合伙做生意。乍出家门被苏州的繁华所迷，加上身上有不少钱，于是他俩当晚便出去各找一妓女寻欢作乐，肆意挥霍。时日不久，他们身上的钱花光了。妓院老鸨翻脸无情，命人将他俩打出了妓院。
　　二人身无分文，只得靠乞讨度日。眼见到了年底，二人眼巴巴地看着家家都在准备过年，他们也渴望回家，但他们现在这种窘况，如何回家面对父老妻儿啊？他们满心苦涩，相对哀叹无语。
　　这种境况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能怨谁呢？无聊之中，甲从腰袋里摸出一文钱，用力掷在地上，长叹一声说：“那么多钱被我们挥霍完了，留着这一文钱有什么用呢？不如扔了算了。”乙见一文钱，忽然灵机一动，忙捡起来说：“这是我们仅存的硕果，幸亏你还留着它，它可是我们时来运转的一线生机啊。”他对甲说：“你先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甲却给他弄糊涂了，也没多说，心想随他瞎折腾去。
　　过了不久，乙回来了，手里拿着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甲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乙笑笑，拿出一袋面粉，和水调匀成浆糊，然后用草把竹片绑住，外蒙一层旧纸，在旧纸上再用浆糊遍粘鸡鸭毛。结果，一只活脱脱的禽鸟便做了出来。甲不解地说：“我们境况如此困窘，你还有心思做这小玩意儿？”乙笑而不答，仍继续做各种形状的禽鸟，一晚上下来居然做了二三百只。
　　第二天天亮，乙拉着甲带上昨晚做的禽鸟一齐到附近的元妙关。元妙关是苏州有名的游玩之所，平日游人很多。甲乙二人来此，在地上把各种禽鸟摆好。妇女儿童一见这些禽鸟做得惟妙惟肖，争着购买，一会儿工夫这二三百只禽鸟卖得一只不剩。每只鸟卖十几文，算算一下子就挣了四五千文钱。甲至此才叹服乙的心思灵巧，他忽想起一事，忙问乙：“昨晚我扔的一文钱，你拿去做什么了？”乙说：“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街上捡的。那一文钱，我用来买面粉做浆糊了，这不正好用来粘鸡鸭毛吗？”说罢，两人会心地相视大笑。
　　从此，他俩更是加倍努力，采购各色纸张、杂鸡鸭毛，晚上做鸟、兽、人、花草等玩意儿，白天便各处兜售，两三个月下来，两人居然挣了300万文。这时两人商议应该正规地去做生意了。于是在苏州布业最发达的地区阊门开设了一个布店，在布店的门牌上大书“一文钱”三字，表示他俩永不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难历程。据说这家布店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
　　虽只说了以上两个故事，但历史上徽商类似的故事却是很多很普遍。它们的结局恰好体现了徽州商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简介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山区地域范围内，以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是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有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皖南山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态相近、特色鲜明的传统建筑及其村落。皖南古村落不仅与地形、地貌、山水巧妙结合，而且加上明清时期徽商的雄厚经济实力对家乡的支持，文化教育日益兴旺发达，还乡后以雅、文、清高、超脱的心态构思和营建住宅，使得古村落的文化环境更为丰富，村落景观更为突出。皖南古村落与其他村落形态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皖南古村落建设和发展在相当程度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古村落居民的意识、生活方式及情趣方面，大大超越了农民思想意识和一般市民阶层，而是保留和追求与文人、官宦阶层相一致，因此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皖南古村落民居在基本定式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装饰手法，建小庭院，开凿水池，安置漏窗、巧设盆景、雕梁画栋、题兰名匾额、创造优雅的生活环境，均体现了当地居民极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皖南古村落选址、建设遵循的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周易风水理论，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注重物质和精神是双重需求，有科学的基础和很高的审美观念。皖南古村落——徽派民居的建筑特色是随着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能够在有限地建筑空间内最大程度地体现其构思的精巧以及工艺的高超，实为别具匠心的建筑形式。后来徽商逐渐衰败没落，而这种徽派民居的建筑特色却依附在古民居村落里保留下来，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
　　西递、宏村古民居村落位于中国东部安徽省黟县境内的黄山风景区。西递和宏村是皖南古村落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座古村落，是皖南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州文化的载体。集中体现了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特色，村落形态保存完好，风光秀美。村中自古尊儒术、重教化，文风昌盛，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徽州文化现象，如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文化、聚族而居的宗法文化、村落建设中的风水文化、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因此历史文化内涵深厚。
　　 ●中文名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英文名称：Ancient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 - Xidi and Hongcun
　　 ●批准时间：1999年12月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西递、宏村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V)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风格，古建筑和装饰物，以及供水系统完备的民居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 概况：】

　　1999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两处古民居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黄山风景区内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第二次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也是中国继北京后第二座同时拥有两处以上世界遗产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民居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递、宏村古民居位于中国东部安徽省黟县境内的黄山风景区。西递和宏村是安徽南部民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座古村落，它们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
　　皖南山区的黟县是一个人口仅十来万的小县，西递、宏村就坐落在这里。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美道：“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道出了皖南乡村的独特意境：山水风物幽美，古老文化酝酿出淳厚从容的民风人情。
　　西递距黟县县城8公里，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公元1049～1054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整个村落呈船形，保存有完整的古民居122幢，现有居民300余户，人口1000余人，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
　　西递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南会源桥汇聚。村落以一条纵向的街道和两条沿溪的道路为主要骨架，构成东向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巷系统。所有街巷均以黟县青石铺地，古建筑多为木结构、砖墙维护，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巷道和建筑的设计布局协调。村落空间变化灵活，建筑色调朴素淡雅，是中国徽派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
　　宏村位于黟县县城东北10公里处，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村落面积约19公顷，现存明清（公元1368～1911年）时期古建筑137幢，由于这里地势较高，因此常常被云雾笼罩，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宏村的古建筑均为粉墙青瓦，分列规整。承志堂是其中最为宏大、最为精美的代表作，被誉为“民间故宫”。它堪称一所徽派木雕工艺陈列馆，各种木雕层次丰富，繁复生动，经过百余年时光的消磨，至今仍金碧辉煌。
　　宏村是一座“牛形村”，整个村庄从高处看，宛若一头斜卧山前溪边的青牛。村中半月形的池塘称为“牛胃”，一条400余米长的溪水盘绕在“牛腹”内，被称作“牛肠”。村西溪水上架起四座木桥，作为“牛脚”，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提供了方便，而且调节了气温和环境。
　　西递、宏村的村落选址、布局和建筑形态，都以周易风水理论为指导，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尊重。那些典雅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与大自然紧密相融，创造出一个既合乎科学，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居住环境，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精髓。西递、宏村独特的水系是实用与美学相结合的水利工程典范，尤其是宏村的牛形水系，深刻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卓越智慧。
　　【具体介绍】

【西递】

　　■区位概况
　　西递坐落于黄山南麓，距黄山风景区仅40公里，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她始建于北宋 皇佑年间，发展于明朝景泰中叶，鼎盛于清朝初期，至今已近960余年历史。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 李晔之子，因遭变乱， 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故自古文风昌盛，到明 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西递原名西川，又称西溪，位于安徽省南部，距黄山风景区仅供参考41公里。她建于北宋皇祜年间，已有930余年历史，村落平面呈船形，占地16公顷。 西递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南部，地理坐标：东经117°38′，北纬30°11′，村落面积12.96公顷。乃取村中三条溪水东向西流之意；又因位于徽州府之西，曾设“铺递所”，故改名西递。至今尚保存古朴典雅的明清民居中124幢，大量的砖、木、石雕等艺术佳作点缀其间。目前，整理开放有凌云阁、胡文光刺史牌坊、瑞玉庭、桃李园、东园、西园、大夫 第、敬爱堂、履福堂、青云轩、膺福堂、笃敬堂、仰高堂、尚德堂、枕石小筑、仁堂、追慕堂等民居古建筑。
　　▲历史概况
　　村落占地16公顷，该村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居民三百余户，人口一千多。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点缀其间，目前已开发的有凌云阁、刺史牌楼、瑞玉庭、桃李园、东园、西园、大夫第、敬爱堂、履福堂、青云轩、膺福堂、应天齐艺术馆等20余处景点。1986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评为省级文明景区示范窗口，1999年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递以悠久文明的历史，独具一格的民居特点，拱秀壮丽的山水风光，敦厚朴实的乡土民情，迎接着大批中外游客，并成为大中专院校学生实习、写生基地。中外学者专家纷纷慕名而来留下一篇篇华文和赞美诗：“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的衔接点”，“西递是古民居建筑的艺术宝库
　　历史悠久、古朴典雅、风光秀丽的西递村，1986年被定为安徽省重点文手保护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李瑞环、朱熔基等先后来西递视察，中外游客更是络绎不绝，留下了一篇篇华文，一首首赞诗：“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历史的衔接点，”“西递是古民居建筑的艺术宝库。”
　　该村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居民300余户，人口1000多。这里保留有数百幢明清古民居，建筑和路面都用大理石铺砌，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使游客如置身迷宫。
　　村头有一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透。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2000年,西递村被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西递村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南会源桥汇聚。村落以一条纵向的街道和两条沿溪的道路为主要骨架，构成东向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巷系统。所有街巷均以黟县青石铺地，古建筑为木结构、砖墙维护，木雕、石雕、砖雕丰富多彩，巷道、溪流、建筑布局相宜。村落空间变化韵味有致，建筑色调朴素淡雅，体现了皖南古村落人居环境营造方面的杰出才能和成就，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西递村是一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该村源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20世纪初，随着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西递村的发展也日趋缓慢。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始终保持着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保存的 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西递村被国家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单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并通过了专家评估考察。2000年11月30日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景点简介
　　该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透。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大夫第”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西递是黄山市最具代表性的古民居旅游景点，坐落于黄山南麓，距屯溪54公里,距黄山风景区仅40公里，距黟县县城8公里。该村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居民三百余户，人口一千多。因村边有水西流，又因古有递送邮件的驿站，故而得名“西递”，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
　　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故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西递村中至今尚保存完好明清民居近二百幢。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点缀其间，目前已开发的有凌云阁、刺史牌楼、瑞玉庭、桃李园、东园、西园、大夫第、敬爱堂、履福堂、青云轩、膺福堂、应天齐艺术馆等 20余处景点。该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透。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大夫第”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且“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堪为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之典范。
　　▲旅游
　　西递村已开放的保存较好的古民居有十二三个，参观人员在村旅游公司，购买参观券后，由导游引导依次参观，已开放民居中的村民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有人参观时辅助做些讲解并推销其旅游商品。
　　从开放的民居看，房屋的主人对这种管理形式都非常满意，屋内收拾得非常干净，屋内家具、用具摆设和字画的布置，都保留着明清特色，古朴典雅，许多家具都是明清时保留下来的，很多民居中还摆设着红木家具。
　　在许多未列入参观范围的明清民居中，如果你向房主打声招呼，房主也会欢迎进去参观的。村中有些住户也开展各种旅游服务项目，如餐饮、木雕、盆景展览等，
　　西递村原有牌坊十多个，现只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胡文光石雕牌坊，据说它的保留是因为一位军属老大妈的保护，“文革”时，当有人要这座牌坊同其它牌坊一起砸掉时，是她出面保护，又因为她的儿子在部队当团长，才没有人敢动手。

【宏村】

　　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山因水青，水因山活，南宋绍兴年间，古宏村人为防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九曲十弯的水圳是“牛肠”，傍泉眼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湖”是“牛肚”，“牛肠”两旁民居为“牛身”。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
　　全村现完好保存明清民居140余幢，承志堂“三雕”精湛，富丽堂皇，被誉 为“民间故宫”。著名景点还有：南湖风光、南湖书院、月沼春晓、牛肠水圳、双溪映碧、亭前大树、雷岗夕照、树人堂、明代祠堂乐叙堂等。村周有闻名遐迩的雉山木雕楼、奇墅湖、塔川秋色、木坑竹海、万村明祠“爱敬堂”等景观。
　　宏村，经过前代人的辛勤劳作和后代人合理保护，现已得到世人的公认。我们将继续努力保护这份珍贵的遗产，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宏村的旅游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宏村，了解古徽州文化深刻的内涵。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东经117°38′,北纬30°11′，村落面积19.11公顷，宏村始建于宏村建于南宁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时而如淡抹写意，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特别是整个村子呈“牛”型结构布局，更是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当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斗月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鹆称牛肚。接着，人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历经数年，一幅牛的图腾跃然而出。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在皖南众多风格独特的徽派民居村落中，宏村是最具代表性的。从整个外观上说，宏村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既有山林野趣，又有水乡风貌，素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誉。村中各户皆有水道相连，汩汩清泉从各户潺潺流过，层楼叠院与湖光山色交辉相映，处处是景，步步入画。闲庭兴步其间，悠然之情浓烈得让人心醉。
　　宏村始建于北宋，距今已近千年历史，为汪姓聚居之地。村中数百幢古民居鳞次栉比，其间的“承志堂”是黟县保护最完美的古民居，其正厅横梁、斗拱、花门、窗棂上的木刻，工艺精细、层次繁复、人物众多，人不同面，面不同神，堪称徽派“四雕”艺术中的木雕精品。
　　宏村位于黟县县城东北，距县城11公里。这里川媚山秀，气候宜人。因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时而如淡抹写意。恰似巨画长卷，溶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
　　宏村汪九是唐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数百户粉墙青瓦、鳞次栉比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飞金重彩的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敬修堂和气度恢宏、西朴宽敞的东贤堂、三立堂等，同平滑似镜的月沼和碧波荡漾的南湖，巷门幽深，青石街道旁古朴的观店铺，雷岗上参天古木和探过民居庭院墙头的青藤石木，百年牡丹，森严的叙仁堂、上元厅等祠堂和93岁翰林侍讲梁同书亲题“以文家塾”匾额的南湖书院等等，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时也反映了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至清代宏村已是“烟火千家，栋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矣”，至今仍为宏村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2000年11月30日，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村内，以正街为中心，层楼叠院，街巷婉蜒曲折，路面用一色青石板铺成。两旁民居大多二进单元，前有庭院，辟有鱼池、花园，池边多设有栏杆，“牛肠”水滋润得游鱼肥壮，花木浓香馥郁。马头墙层层跌落，额枋、雀替、斗拱上的木雕姿态各异，形象生动。坐落在南湖畔的南湖书院，建筑颇为壮观。据说民国初期的国务总理江大燮（宏村人），幼年曾在这里读过书。现为南湖中心小学校址。
　　全村现完好保存明清民居140余幢，承志堂“三雕”精湛，富丽堂皇，被誉 为“民间故宫”。著名景点还有：南湖风光、南湖书院、月沼春晓、牛肠水圳、双溪映碧、亭前大树、雷岗夕照、树人堂、明代祠堂乐叙堂等。村周有闻名遐迩的雉山木雕楼、奇墅湖、塔川秋色、木坑竹海、万村明祠“爱敬堂”等景观。
　　一九九九年，国家建设部、文物管理局等有关单位组成专家评委会对宏村进行实地考察，全面通过了《宏村保护与发展规划》。宏村已于2000年11月30日在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正式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又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12月30日加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2003年3月加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委员会， 2003年7月，被正式评为国家级4A景区，2003年12月被评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宏村景区多次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接待，并于2001年5月20日成功地接待了原中共中央江总书记。
　　宏村，经过前代人的辛勤劳作和后代人合理保护，现已得到世人的公认。我们将继续努力保护这份珍贵的遗产，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宏村的旅游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宏村，了解古徽州文化深刻的内涵。
　　▲宏村风水
　　首先利用村中一天然泉水，扩掘成半月形的月塘，作为“牛胃”；然后，在村西吉阳河上横筑一座石坝，用石块砌成有六十多厘米宽400余米长的水圳，引西流之水入村庄，南转东出，绕着一幢幢古老的楼舍，并贯穿“牛胃”，这就是“牛肠”。沿途建有踏石，供浣衣、灌园之用。“牛肠”两旁的民居里，大都有栽种着花木果树的庭院和砖石雕镂的漏窗矮墙，曲折通幽的水榭长廊，小巧玲珑的盆景假山。弯弯曲曲“牛肠”，穿庭入院，长年流水不腐。
　　然后在村西虞山溪上架四座木桥，作为“牛脚”。从而形成“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
　　后来的风水先生认为，从风水学角度来看，月塘作为“内阳水”，还需与一“外阳水”相合，村庄才能真正发达。明朝万历年间，又将村南百亩良田开掘成南湖，作为另一个“牛胃”，历时130余年的宏村“牛形村落”设计与建造告成。
　　“牛形村落”科学的水系设计，为宏村解决了消防用水，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妨溪路连，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南湖
　　南湖位于宏村南首，建于明万历丁未年（1607年），宏村村落经永乐年间到万历年间，楼舍连栋，高低错落，人口繁衍，光靠月塘蓄水已不够用，又在万历年丁末年将村南百亩良田，凿深数丈，周围四旁砌石立岸，仿西湖平湖秋月式样，建成南湖。湖成大弓形，湖堤分上下层，上层宽4米，原来古树参天，苍翠欲滴，躯干青藤盘绕，禽鸟鸣唱，还有垂柳，枝叶婀娜，象临镜梳妆的少女，把秀发洒向湖面水中。湖面绿荷摇曳，鸭群戏水，另有一番景致。整个湖面倒影浮光，水天一色，远峰近宅，跌落湖中，加之树荫水深和日光的相互作用，明暗协调，动静相宜，显得幽深、雅静、清新、明丽。南湖历史上大修三次，1986年重建中堤，造"画桥"可东西划舟，情趣无穷。
　　清嘉庆甲戊年秋，浙江钱塘（今杭州）名士吴锡麟游南湖后，撰文述道："宏村南湖游迹之盛堪比浙江西湖"，因而南湖又有"黄山脚下小西湖"之称。
　　古今许多诗人画家游南湖后作了不少诗篇、画图。
　　"无边细雨湿春泥，隔雾时闻小鸟啼；杨柳含颦桃带笑，一边吟过画桥西"。 随着诗篇的伟颂，更增添了南湖风光情景交融氛围。
　　▲月沼
　　月沼，老百姓称月塘，就是所谓"牛小肚"。月沼，建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1424年），当时宏村出了个汪思齐，他发现村中有一泓天然泉水，冬夏泉涌不息，汪思齐，三次聘请海阳县（今休宁）的风水先生何可达，并族内高辈人，"遍阅山川，详审脉络"，制订扩大宏村基址及进行村落全面规划牛形水系蓝图，引西溪水绕村屋，其牛肠水圳九曲十弯，又把水引入村中心天然井泉处建月沼池塘，以蓄条内阳水，供防火、饮用等。后裔汪升平等人投资万余金。继续凿圳、挖掘成半月形池塘，完成了前人未完成的"月沼"，这就是月塘，月塘常年碧绿，塘面水平如镜，塘沼四周青石铺展，粉墙青瓦整齐有序分列四旁，蓝天白云跌落水中，老人在聊天，妇女在浣纱洗帕，顽童在嘻戏。
　　实际上，月塘四围成了人们的共享空间，“风俗民情“的露天舞台，村民自发地聚会期间。塘中鹅舞红掌，鸭戏清波，空中炊烟氤氲，徽风柔波。这不正是一幅美丽的皖南民俗画图吗？所以有人称这是"中国画里的乡村"。
　　▲承志堂
　　承志堂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住宅。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总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宅有９个天井，大小房间60间，一百三十六根木柱，大小门窗六十个。　全屋分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等。还有搓麻将牌的“排山阁”，吸鸦片烟的“吞云轩”。另有保镖房、男、女佣人房。屋内有池塘，水井、用水不出屋。
　　前厅是整幢房子中最精华的部分，大门后面耸立着一幅威仪的中门，据说，汪定贵在经商发财之后曾捐了个“五品同知“的官衔，有了这个荣誉之后，汪定贵便觉得自己已跳出了原属的那个阶层，于是便增设了一道具有官家威严的中门(中门又称仪门，原为官署而设)，一般只有在重大喜庆日子或达官贵人光临时才大开中门以示欢迎，而普通客人只能从中门两侧的边门入内。仪门的两个侧门上方都别出心裁地雕了一个“商”字形图案(又似倒挂的元宝，意为财源滚滚的意思)，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此举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罢了。但在中门的上方，主人是不敢打任何主意的，而是高挂一个“福”字，因为在他看来，为官的毕竟要比经商的地位高，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徽商在发财之后，仍不惜花费重金捐官的原因。
　　在中门“福”字的上方，镶有一幅木雕“百子闹元宵”图，图上雕刻着100个小男孩过元宵闹花灯时的情景，有划旱船的、舞龙灯的，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形态各异，惟妙惟肖，这正是古代“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生动写照，“百子闹元宵”图两边的“商”字斗拱上则分别雕有四出《三国演义》的戏文，斗拱的上方雕有“南、北”财神，“南、北”财神的上方是阁楼护板，在此，汪定贵设计了“渔、樵、耕、读”四根木雕立柱，分别代表了古代的四种职业。
　　【文化遗产价值：】
　　西递 西递村始建于北宋，迄今已有950年的历史，为胡姓人家聚居之地。整个村落呈船形，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串村而过，村中街巷沿溪而设，均用青石铺地，整个村落空间自然流畅，动静相宜。街巷两旁的古建筑淡雅朴素，错落有致。西递村现存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包括凌云阁、刺史牌楼、瑞玉庭、桃李园、东园、西园、大夫第、敬爱堂、履福堂、青云轩、膺福堂等，都堪称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之典范。西递村头的三间青石牌坊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四柱五楼，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家根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出“儒商”本色；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门额下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警醒，耐人咀嚼。西递村中各家各户的宅院都颇为富丽雅致：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是徽派民居中的一颗明珠。
　　宏村 宏村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原为汪姓聚居之地，绵延至今已有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经常云蒸霞蔚，有时如浓墨重彩，有时似泼墨写意，真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因此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古宏村人规划、建造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是当今“建筑史上一大奇观”：巍峨苍翠的雷岗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躯。引清泉为“牛肠”，经村流入被称为“牛胃”的月塘后，经过滤流向村外被称作是"牛肚"的南湖。人们还在绕村的河溪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创造了一种"浣汲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全村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余幢，古朴典雅，意趣横生。“承志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可谓皖南古民居之最；南湖书院的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深具传统徽派建筑风格；敬修堂、东贤堂、三立堂、叙仁堂，或气度恢弘，或朴实端庄，再加上村中的参天古木、民居墙头的青藤老树，庭中的百年牡丹，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时也反映了悠久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西递、宏村背倚秀美青山，清流抱村穿户，数百幢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静静伫立。高大奇伟的马头墙有骄傲睥睨的表情，也有跌窍飞扬的韵致；灰白的屋壁被时间涂划出斑驳的线条，更有了凝重、沉静的效果；还有宗族祠堂、书院、牌坊和宗谱。走进民居，美轮美奂的砖雕、石雕、木雕装饰入眼皆是，门罩、天井、花园、漏窗、房梁、屏风、家具，都在无声地展示着精心的设计与精美的手艺。
　　西递、宏村古民居群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现存完好的明清民居四百四十多幢，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为世所罕见。

【皖南古村落期待文化旅游新模式】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提交了《关于将皖南古村落纳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建议案》。李修松代表说，皖南古村落及其所承载的百科全书式的徽文化，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徽州地区的民间积淀。根据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规定，皖南古村落可以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一种新的保护类型，成为一个试点。同时，皖南古村落的旅游价值要大大超过黄山、九华山，是极具潜力的新的旅游类型。对该区的保护利用，可以为全国范围内的同类文物保护积累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经验。
　　皖南古村落的现状。皖南古村落主要分布在安徽黄山和宣城部分地区。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古村落约四五十座，拥有徽派古建筑7000处以上（含许多明代建筑），立体地浓缩了徽文化，体现了居住建造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皖南古村落的布局、外行、水系、水口园林等十分考究，居民大多遵循“枕山、环水、面屏”的居住理念；村内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反映了不同的功能，如有商人、宦官、教师、财主、平民之宅（其建筑形式、体量及陈设都各具特色），祠堂（总祠、分祠、家祠）、更楼、社屋、牌坊、古塔及桥、亭等公共建筑。而且，各个村庄各具特色。
　　在目前全国现存古村寨中，皖南古村落是分布最密集、古建筑最多，最具整体保护价值的村寨。20世纪90年代，皖南古村落作为我国古代民居、古村寨的典型代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命名为“皖南古村落·西地、宏村”。这样的命名用意包含了整个皖南古村落。当时，因为西地、宏村的古村落保护状况良好，立足于整体保护皖南古村落的初衷，先被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在皖南古村落中，除西地、宏村外，还有两座历史文化名村、5座完整的古村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量古村的建筑被列为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利用中存在难题。李修松代表说，这些古村落因年代久远，大多急待维修保护。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乏力，许多古民居正在毁损之中。同时，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古村落的环境风貌也在不断被破坏。
　　据有关人士介绍，目前，经费缺乏成为制约古村落、古民居保护的主要瓶颈，造成古民居不断损毁，难以得到及时维修，古民居内的居民乱堆柴草等现象普遍，火灾隐患严重；居民毁旧建新以及因当地建设而破坏古村落环境风貌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将古民居村落承包或将经营权转让给公司经营，违背了《文物保护法》规定的管理体制，在开发旅游过程中，造成古村落环境的破坏，甚至对古民居的破坏；在合理利用古村落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各自为政，缺少整体规划，没有形成点线面结合、互促互动的格局。
　　另外，文物管理、执法人员太少，专业素质不够，管理难以到位，对倒卖古民居构件的违法活动打击乏力。

合理规划有助于旅游发展

　　“从世界旅游来看，以文物旅游为支撑和内核的人文旅游或文化旅游最具潜力。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追求旅游的文化品位和情趣，在充满文化的氛围中深受熏陶，在怡情适趣中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已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就是说文化旅游会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较之其他旅游门类来说，文化旅游的发展将是最有前途的。”李修松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总体上说，皖南古村落的旅游价值要大大超过黄山、九华山，是极具潜力的新的旅游类型。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可以在皖南古村落密集分布的地区并结合相关资源，开辟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大部分古村落的便利交通，可以让游客上山看风光、下山观人文，可以将山上游人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山下旅游，山上山下相得益彰，互为促进，其游客的人次和旅游效益将成倍增加。而且山下古村镇旅游发展起来后，会弥补山上旅游淡季的不足，使淡季也旺起来，进一步发挥皖南古村落的交通和旅游软硬条件的效用。
　　李修松代表说，皖南古村落的居住理念、村镇布局、外行意蕴、三雕艺术、家具陈设、画堂门联、祠堂构建等都蕴涵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内容。对其实施整体规划、统一保护，可以为全国范围内的同类文物保护积累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经验。

按照原定计划，11月8日鲁能泰山客场与成都队之战安排在成都市体育中心进行，但是最终川鲁之战只能移师至成都龙泉体育场进行，原因是11月7日周杰伦将在成都市体育中心举行一场演唱会，成都方面担心无法在短短一天之内收拾好场地。“中超搞不过周杰伦”，成都的媒体发出这样的感叹。

 

类似的情况鲁能泰山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本赛季泰山队客场挑战浙江绿城之时，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的地面十分坚硬，让泰山队很不适应，原因就是在比赛之前黄龙体育中心刚刚举办过一场演唱会；而泰山队客场挑战上海申花的关键比赛原本安排在上海虹口体育中心进行，也因为虹口体育中心要举行演唱会，沪鲁大战被迫移师上海源深体育中心。“这真是奇怪，按说中超联赛的赛程是早就确定的了，各家俱乐部与所在城市的体育中心也都早就签订了租借协议，怎么能说变就变呢，这未免有点太不严肃了。”泰山队一位工作人员发出这样的感慨。

而成都方面则在埋怨中国足协，认为正是中国足协一再调整赛程，才让具体工作这么难做，“最初的时候，成都主场与鲁能的比赛安排在11月9日进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因为周杰伦的演唱会调整球场了，但现在改到11月8日踢比赛，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是将比赛安排到龙泉体育场去踢了。”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作者：李志刚)

 

中国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本来将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大财富，奥运会的影响力和组织经验本来应该对中国举办其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起到难以估量的帮助作用，例如世界杯，但是在国外媒体看来，中国足球如今已经沦为笑柄，三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就认为即便是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也难以申办2018年世界杯。

红字非原文，仅为注释

国际足联本打算在本周五正式宣布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申办细则和程序，但是由于一些会员国提出申请，这个决定将推迟到12月19号和20号在日本东京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在宣布，届时将会公布一些诸如能否多国联合申办、东道主是否像卫冕冠军一样需要参加预选赛之类的具体要求。

目前只有荷兰和比利时已经正式对外公布将联合申办2018年世界杯，据悉国际足联执委会原则已经同意联合申办，而除了荷兰和比利时之外，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英格兰、日本、墨西哥、卡塔尔、俄罗斯和西班牙都被认为是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潜在申办国。

不过路透社援引中国足协新闻官董华的话说，“中国足协还没有决定是否申办世界杯”，对着众多媒体，董华用外交辞令作答，“举办世界杯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球迷和中国足球各界的期盼，但中国足协必须在衡量很多方面的因素经过综合考虑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路透社分析说，世界杯是世界上仅次于奥运会的体育盛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经验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2007年女足世界杯的成功举办也证明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市场方面中国都有能力承办世界杯。在场馆方面，能容纳80000人的鸟巢体育场是奥运会的主赛场，同时北京还拥有容量64000人的工人体育场，另外，在天津、沈阳、秦皇岛、上海、成都、杭州和武汉的体育场都能符合国际标准，而中国体育的国内国际市场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证明。

但是有场地和市场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就能成功，路透社毫不留情地将中国足球形容为笑柄LAUGHING STOCK，称中国足球正在萎靡之中，中国国足已经成为笑料，而国内的中超联赛质量低下、观众流失，而且长期以来就是腐败和堕落的温床。

路透社还专门提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足坛的动荡，李玮锋因为被足协停赛8场而导致武汉光谷退出中超、武汉球迷上街游行表示对足协的愤慨、辽宁球迷输球后砸烂山东鲁能乘坐的大巴，等等。

而在文章的最后还特别强调中国队历史上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是在2002年，那也是因为日本韩国联合举办而缺席预选赛的缘故，并且中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3场全输1球未进，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上也被早早淘汰，奥运会上的表现也是一塌糊涂。